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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竞悦:大学与法律
2018-06-07 法律讲堂

来源 悦微知著

梅特兰称12世纪是一个法律的世纪,西方法律传统在这个世纪里得以形成,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便是罗马法复兴。在黑暗的中世纪,法学研究在意大利北部一枝独秀发达起来,意大利不仅继承了罗马城,也继承了罗马法,有人把罗马法称为“活的意大利法”。



世人所称罗马法复兴概指以下事实:一方面西欧各大学及其中的教授、学生大兴罗马法学习与研究之风气;另一方面指在前述情形波及之下,西欧各国程度不等地继受罗马法的一般原则并且付诸实施。由此可见大学之于罗马法复兴的重要意义,本文便是论述十二世纪的意大利大学与罗马法复兴之关系。


当然,历史并不是割裂的,年代的划分绝不意味着历史的割裂,实际上,从十一世纪晚期开始,意大利便出现了大学,罗马法也开始在大学中复兴。

 

一、 意大利大学的产生

 

在古罗马时代,罗马的商业和城市都有了相当发展,这也是罗马法在当时得以产生、发展的原因之一。意大利地处沿海,海上贸易一向发达。由于公元1096年起为十字军东征的运兵与补给,意大利城市与东方的商业贸易异常兴盛。


而内陆的各城受此影响,商业繁荣,逐渐形成以经济生活为中心的欧洲政治都市。这些既是中世纪罗马法复兴的物质条件,也是中世纪大学产生的物质条件。


大学是随着城市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是市场的定居点,其居民缺乏邻里团体特有的相互认识,他们主要不是依靠农业的收成生活,而是靠手工行业和商业的收入为主,他们从事一种独立于统治者宫廷的、由统治者征税的职业,组成城市共同体。中世纪的城市,“不仅在经济上是商业和手工行业的所在地,政治上(一般情况下)是要塞和可能是卫戍地,行政上是法院区域,而且是一种誓约共同体的结义”。居民间的关系超越邻里间的熟悉使得突破家庭教育、转向社会教育成为可能;社会分工使得职业分化成为可能,同时也创造了对职业人才的需求;城市作为政治要塞更是造就了对高素养人才的大量需求。


“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简言之,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只能在城市里出现。”


同样,知识分子进行专业活动的主要场所——大学也只能在城市里出现。大学从本质上讲属于城市文化,今天的大学也基本建在城市,即使建在乡村,那只是由于占地的问题,它仍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属于乡村文化。


首先是在意大利的中部,有了近代大学的起源。在1000年期间,波伦亚(Bologna)城便发展出了具有多学科的综合大学,而由世俗的教师传授修辞学、理则学、算术、几何、天文学及音乐等。该学校是从附属于教会之艺文学校发展而成的。该校在诸学科中,以训练有关公文及法律文书的写作技巧最有心得。此部分正是日后法学独立发生之基础。


迨至12纪中叶,波伦亚已发展成为独立的法科大学,尤其是一代法学大师伊尔内留斯(Imerius,约1055-1133年)在该大学执教,所以该大学以罗马法典的遗稿为研究法学的对象,同时以寺院法及罗马法为讲授内容。研究法学之风气不限于波伦亚城,其后逐渐扩及意大利其他城市,如帕多瓦(Padua),纳波力( Neapel),阿雷佐(Arezzo), 都灵Turin等,而于13世纪在各该城市相继建立研究法学的单科大学。


那个时候意大利大学的理念和特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大学是一个社会团体。中世纪大学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它的组织形式来自城市和行会的组织形式,当时西欧城市各种行会组织的形成、发展为大学的组织奠定了基础。最初的大学机构,也就是学生行会与教师行会。由于当时意大利大学的学生大部分是外国人,在法律上处于很不安全的状态中,于是他们联合成两个合作制团体,即公会,每个团体均以universitas的形式予以组织;universitas是罗马法上的一个术语,当时意为具有法律人格的联合。后来的大学(university)一词便由此而来。


因而,当时的意大利大学也形成了以学生为主体、由学生管理的模式。以最早兴起的意大利波伦亚大学为代表,称为“学生大学”,由学生主持校务,学生公会从波伦亚市获得一份特许状,允许他们与教授订立契约、调整学生寄宿房间的租金、确定讲授课程的科目和每种课程所使用的材料、决定授课时间和假期的长短以及调整书籍的出租和出售的价格。教授们由各自所在班级的学生直接付给酬金。教授的选聘、学费的数额、学期的时限和授课的时数等,均由学生决定。与之相对的是,以法国巴黎大学为代表,称为“先生大学”,由教师掌管校务。


其次,当时的大学也是一个教育的机构,或者说是一个教化的机构,它的使命是要为社会培养出绅士,要培养有教养的、有趣味的、懂得本国或者说本文明的基本价值和规范的绅士。它在某种程度上担负着对人进行社会化的职能。


最后,以波伦亚为代表的意大利大学是研究生意义上的大学。学生须完成以传统的“七艺”为内容的基本人文学科课程后,才可进入法学、医学和神学等其他专科学习。柏拉图寻求通过教学实现教育,而亚里士多德则希望在此之外还通过研究实现训练。中世纪意大利大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传统,他们在一般教育(teaching)之外还侧重于专业训练(training),开始有了专业分化。

 

二、 大学中的法学


教会学校的重点在于文学,而大学的重点则转向科学,大学中的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中世纪得以发展起来。

 

(一)两个事件


有两个事件对于法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1.《国法大全》的发现


1135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意大利北部的阿马尔菲(Amalfi)发现了查士丁尼的《国法大全》原稿。这一发现,引起意大利法学家的普遍关注和浓厚兴趣,于是波伦亚大学率先开展了对《国法大全》的研究工作,逐步吸引了欧洲各国学生从德、法、荷、英等国前往该校留学,最多时人数达万人,盛况空前,遂形成了罗马法研究的发源地和第一个中心。


2。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


1121-1158年,亚里士多德的《新逻辑》被译成拉丁文。12世纪的翻译家们(主要在西班牙)填补了拉丁文化的空白,“这个空白指的是哲学,首先是科学”。欧几里得的数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所有这一切都是当时翻译工作者的巨大贡献。这些材料后来进入大学课堂,成为大学课程(curriculum),并且带来了新的方法。“这是一次震动,是一剂兴奋剂,这是一种学说,它是古希腊文化在历经东方与非洲的长途旅程后,又传送给西方国家。”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新逻辑》给教会控制下的学校里的旧逻辑以严重冲击,所以有人说,“一整部中世纪思想史可以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逐步再发现而加以组织”。

 

(二)法律成为一门科学


当时伊尔内留斯在波伦亚大学创立的注释法学在法学上的成就极高,与巴黎的神学、萨勒诺的医学鼎足而三,构成中世纪学术研究的中心。神学、医学和法学正是当时大学的三门主要学科。这三门学科都与“治病救人”有关,神学拯救人的精神,医学治疗人的身体,而法学则针对现实中人们的行为。


在诸如法律规则和诉讼程序这种法律素材的寻常意义上,法律并不构成一门科学。“法律规则、法律概念、法律判决和法律程序仍然只是素材,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一门科学的对立物,但是,法律活动参与者的意识却逐渐达到对这些素材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对关于它们的知识体加以积累的程度,这便有了可以成为一门科学的某些特性。”在中世纪意大利的大学里,以新发现的查士丁尼时期编纂的大量法律文件和文献为摹本,开始了对法律系统的讲授和研究。


科学在柏拉图那里是通过从一般到具体的演绎推理而获得的真理的知识。亚里士多德的强调重点在于发现产生某种物质或结论的真正原因或必然性。而近代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可以依三类标准予以定义:方法论标准;价值标准;社会学标准。用所有这三类标准来衡量,12世纪西欧法学家的法律科学乃是近代西方科学的先驱。

 

(三)理性与信仰的分离


法律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宗教的内涵,这一点从法官穿着与牧师的相似上便可看出。在中世纪,有三种职业穿长袍:法官、牧师和学者。“这种长袍象征着穿戴者思想的成熟和独立的判断力,并表示直接对自己的良心和上帝负责。”但法律另一方面也需要与宗教保持距离,“相望于江湖”。


代表理性的罗马法与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基督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而理性与信仰的分离使罗马法得以发展起来。


弗朗切斯各修会杰出的博士约翰·邓斯·司各特(1266-1308)和威廉·奥卡姆(约1300-1350)就神学同经院哲学的首要问题——也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平衡问题——发生了争论。正像戈顿·勒夫正确地指出的,大约从1320年起,安瑟尔姆的“信仰寻求理智力”的传统就被抛弃了,随同被抛弃的是把创造物同神性统一为一体的努力。邓斯·司各特第一个把理性从信仰的事里驱逐出去。威廉·奥卡姆继续了这项工作并通过把司各特学说的结论应用到人与上帝的关系上,完备了实践知识与理论知识的分离。


当时,大学里的教育深深打上了这方面的烙印。一直起着神学学说试金石作用的彼埃尔·朗巴德的《教父名言录》评注,越来越被鄙弃。


正像戈顿·勒夫十分确切地分析的,如果没有上述的这一怀疑主义神学的破坏工作,“就既不可能有文艺复兴,也不可能有宗教改革”。

 

三、 大学与法律

 

波伦亚的法律教育制度被移植到了欧洲的许多城市,包括帕多瓦、佩鲁贾和比萨,萨拉曼卡、蒙彼利埃和奥尔良,布拉格、维也纳、克拉科夫以及海德尔堡。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大多数大学虽然采纳了波伦亚的法律课程和教学方法,但在组织类型上接受的却是由巴黎大学所开创的模式,与波伦亚大学以学生为主导的管理模式不同,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大学实行教师主导的管理模式。


在法国,12世纪以后,大量的法国学生到波伦亚学习,回国后担负起研究和传播罗马法的任务。到13、14世纪,图鲁兹大学、巴黎大学、奥尔良大学都参照波伦亚大学设立法律系,注释法学和评注法学的著作都有极大的权威。在德意志,12、13世纪也有大量的学生到波伦亚学习罗马法,在各大学也设立法律系,对罗马法进行研究和教授。在英国,12世纪的注释法学家华卡雷斯到牛津大学讲授罗马法,对于英国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由于当时民族国家尚未形成,每个地方的大学都向各地学生开放,而不限于周边地区,这就使得那时的大学都有着很强的国际性,各地的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志向和兴趣自由到自己所喜爱的大学求学。由于大学的作用,不仅使罗马法普及于欧洲,而且使统一欧洲的观念植根于人们心中。在社会秩序与人民法律生活上,罗马法取得超越各民族之固有法或各都市之城市法,而形成共同普通法的地位。中世纪大学统一用拉丁语作为教学语言,这就使得欧洲各地的学生可以聚集一起共同学习。


大学作为一种行业公会,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机构,完全实行自治。它既不受任何上级的管辖,也不受所在地方的限制。波伦亚大学享有以下特权:(1)不受普通司法机关管辖的特权。波伦亚大学基本上独立于教会、国家和市政的管理之外,有自己的法庭,学生的违法行为由大学的法庭来审理,外人不得干涉。(2)免纳捐税和免受征召服兵役的特权。(3)大学师生的安全受保护。游学的教师和学生的安全得到了有效的保障,他们能自由来往于各大学之间,不受干扰和侵袭。(4)参与政治活动的特权。例如注释法学派著名的“四博士”在波伦亚大学注释、教授法学的同时,还充任了神圣罗马帝国国王弗累德利克一世的法律顾问,从而使注释法学派的影响扩大到当时的政治领域。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有的促进了本国复兴罗马法的运动,有的自己创办了法律大学,为法学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例如注释法学派的活跃人物普拉坎梯努斯在波伦亚大学学习毕业后,又去法国南部的蒙特利埃创建了法律大学,开创了法国专门的法学高等教育。波伦亚大学的法学教育促进了律师阶层的出现。波伦亚大学不仅注重罗马法本身的研究,而且使罗马法文献能够面向社会实际,为实际生活服务,这就促成了律师阶层的出现。正如著名大学史专家拉什达尔所说:“在中世纪大学中,数量最多、领头系科是法律。……从广泛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观点上来看,大学的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律师阶层的产生,至少是极大的提高了他们的地位和重要性。社会邪恶如此之多仍然有赖于律师,律师阶层常常发挥着促进文化的作用。他们的力量至少表明理性和教育对妄想和兽性的胜利。”当时在波伦亚大学执掌教鞭的奇诺、巴尔多鲁、巴尔杜斯等人都亲身践履,注重罗马法为现实生活服务,他们有些担任政府或法院的法律顾问,有些直接任法官或律师。


孔多塞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说:“查士丁尼法典手稿的发现,复活了法学研究和立法研究,并使得法学不那么野蛮,甚至于还使得不情愿屈从于它的人民懂得从中得到好处。”正是基于此,罗马法的复兴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把中世纪的人们从盲目的宗教信仰中解脱出来,建立一种对世俗法的信赖。使“人们不再把宗教与道德同世俗秩序与法混淆在一起,承认法有其固有的作用与独立性,这种作用和独立性将是此后西方文明与观点的特征。”同时,人们在这场运动中“保留了我们某些微弱的权利观念,并且有朝一日会成为使人重新认识人权并重新建立人权的向导”。


罗马法复兴运动最为深远的意义,却不是在人们的大脑中“复兴”了罗马法的观念,而在于“复兴”了法的观念。因为它在一般民众的心中所建立的不是对罗马法的遵从和信任,而是对法的遵从和信任。它真正使对法律缺乏感知和认识、以及信任的中世纪人认识到:法律是理性和正义的;法律不仅仅意味着约束,也意味着权利;只有依赖法律,才有社会的秩序和安全,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即法律的地位和权威在人们观念中的复兴。正如达维德指出:“罗马法研究的恢复,首先是把法看成世俗秩序的基础本身这一观念的恢复。”


注释法学派将法学从修辞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系统的科学。在伊纳留斯活动之初,法律教育仅仅是波伦亚大学教育中很小的部分,被归在上述“自由学艺”中的修辞学科目之下,并无独立地位。由于《国法大全》体系庞大,内容繁多,矛盾和冲突之处也为数不少,固此,进行这件工作并非易事。随着对《国法大全》的注释、讲授和研究活动的展开,需要教师有渊博学识和专心致志的信念,而作为伊纳留斯的学生,同样也必须倾注其全部时间和精力,使他们除了集中学习《国法大全》之外,已无精力去学习其他课程。这样做的结果,就使法律这门课程越出了修辞学的范围而逐步演化成为一门专门的科目,法学教师与法学学生也和其他的教师和学生相区别,成为一个专事法律的阶层和职业,法律教育也从自由学艺教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这样,一门独立的学科——法学(或注释法学)形成了。它成为近现代西方法学的历史原型。


通过对罗马法律文献的注释、解明和传授,为后世法学的发展莫定了基础。注释法学派最先预见到罗马法的真实价值.他们把《国法大全》作为优于粗俗的习惯法和法院实践的理性,成功地使《国法大全》为人们所熟悉,他们的注释,为后期注释法学派(The School of Post—Glossator)研究罗马法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资料;他们并不将自已局限于《国法大全》之各个部分的片言只语上,而是对通篇进行全面的注释、解明和讲授。


欧洲许多重要城市开办的大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熟悉罗马法的法律人才;与此同时,各民族国家的国王为了排斥封建地方法庭和教会法庭的审判权,也收揽法学博士为提高王权服务。这样罗马法的知识得以渗透到法律适用之中。经受了新的法律科学训练的一代又一代大学毕业生进入正在形成中的宗教和世俗国家的法律事务部门和其他官署中担任顾问、法官、律师、行政官、立法起草人。他们通过运用其学识赋予历史积累下来的大量法律规范以结构和逻辑性,从而使各种新的法律体系得以从以前几乎完全与社会习俗和一般的政治和宗教制度混为一体的各种旧法律秩序中脱胎出来。大学不仅使法学变为科学的起源之地和学生培养之摇篮,而且使法学作为实践科学运用于现世并改造现实的人才源库。法律相关的各种素材的日积月累是法律科学得以形成的客观基础,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机构组织来对这庞杂的资料进行研习和整合,从知识向科学的跨越就会成为难跃之壑。有利有效的外在环境对新生事物的创制是至关重要的,大学就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根本起因之一。大学将法律学者——教师和学生——从全欧洲聚拢在一起,不仅使他们彼此接触,而且还使他们与神学、医学以及文科的教师和学生相互接触,并且将他们归入一种行业,或以今天的术语说,归入一种职业。


同时,罗马法复兴也促进了大学中法学学科的发展。从十二世纪意大利大学与罗马法复兴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管窥大学与法律这两种事物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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